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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順流而下,逆流而上

    2012-10-08 09:56:50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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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房姑娘》熟悉的旋律響起,他習慣性地微微佝起背,逆光里抱著吉他的背影像是一只不停地揮動翅膀的鳥。既像是在甩掉泥濘,又像即將振翅高飛。全場大合唱的背景聲,依然沒有淹沒音響里傳來的他的歌聲:你問我將要去何方,我指著大海的方向。

    在一段陜西老腔皮影《將令》結束之后,主持人孟非走上臺。“皮影被稱為‘東方的搖滾’,欣賞完剛才的表演之后,下面我要為大家請上一位國際級分量的嘉賓,他將帶領我們領略真正的搖滾。”話音未落,看臺上全是興奮揮動的熒光棒,歡呼、尖叫和口哨聲響徹體育館上空。

    這一幕發生在9月7日晚上的西安城市運動公園體育館,電影《白鹿原》首映慶典晚會“白鹿原之夜”正在舉行。“有請——中國搖滾教父——崔健!”

    《紅旗下的蛋》前奏響過一陣后,一個頭戴小白帽的男人身著緊身T恤走上舞臺,來到主唱麥克風前,挎上助手遞過來的吉他。因為低著頭,就連現場大屏也看不見他的臉。最顯眼的標志,是帽子正中的那顆五角星。

    在之前的表演環節,孟非和另一位主持楊瀾一直都坐在舞臺左側的休息椅上候場。但此刻,他倆也起身站在了臺下一側。看臺上人群尖叫歡呼的分貝越來越高,很多人都開始站起來,舞臺正前方臨時用座椅擺出的貴賓區也是如此。在崔健之后將要登臺的是一群戲曲演員,現在他們穿戴好行頭站在兩邊,拿出手機拍著側臉的崔健,他們只能拍到那個角度。現場安保開始聚到舞臺近處,防止觀眾再接近舞臺。

    “這人是誰?”站在我身旁的一位保安指著舞臺,用西安方言問身邊的同事。同事拿起椅子上的節目單掃了一眼:崔健。

    “你多大?”我轉頭問他。“21。”“聽過《一無所有》嗎?”他憨憨一笑:“聽過。”

    “崔健?干啥的嘛?”“哎呀你自己往下看。”同事有些不耐煩。透過我們前面貴賓席里起身的背影,保安掏出手機找了個空兒,也拍了起來。

    崔健到底是誰?

    崔健是誰?

      我就是一個春天的花朵,正好長在一個春天里。——《藍色骨頭》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首都體育館,“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

    北京交響樂團的黑管演員劉明記得那天他和幾個哥們是托朋友從后臺混進去的,“票太火,老早就賣完了。”這場演出幾乎將孫國慶、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韋唯、鄭緒嵐等名噪一時的內地歌手一網打盡,門票很快一搶而空。一進場館,最顯眼的就是舞臺正中央的6個大字:讓世界充滿愛。

    1985年,為給非洲埃塞俄比亞大饑荒災區賑災,流行樂天王邁克爾•杰克遜聯袂搖滾歌星萊昂納爾•里奇共同創作了《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7月13日,全球近十五億觀眾通過一場持續時間長達16小時的搖滾音樂會,首次聽到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繹的單曲。《天下一家》首開聯唱的先河,單曲問世幾周便創下超過八百萬張的驚人銷量。一年后,臺灣音樂人羅大佑受此影響,創作了同為公益主題的《明天會更好》,包括蔡琴、蘇芮、潘越云等來自二十多個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聯合錄制了這首單曲,幾個月內僅港臺兩地的銷量便突破25萬張。

    和他們一樣,內地樂壇百位歌手的這次集結,也是因為與晚會主題同名的這首單曲《讓世界充滿愛》。在壓軸登場的這首聯唱單曲亮相之前,108位歌手中有20位將進行獨唱,劉明的一位同事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崔健,在團里吹小號。在按姓氏筆畫排名的演員名單上,他在倒數第三排。

    在劉明的記憶里,同宿舍的這位小號手除了喜歡拼命做和聲習題,還喜歡玩吉他和自己寫歌。幾個月前,崔健曾經拿著一首新歌的小樣給大家聽,不是所有的歌詞都能聽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反復問著的“你何時跟我走”。

    上臺前兩分鐘,崔健覺得身上的西服“特別別扭”。樂隊貝斯王迪指著自己身上的開襟大褂:“那你穿這個吧!”那是王迪的父親冬天套棉襖穿的,套在崔健身上又肥又大。匆忙換完后,他挽起大袖就登臺了,根本沒意識到自己的兩條褲腿兒一高一低。

    “我曾經問個不休……”崔健一開口,看臺上迎來了片刻安靜,很快便響起了掌聲和口哨,隨后是歡呼聲,越來越大。劉明一聽,正是之前聽過小樣的那首歌。“我相信很多人是傻了,因為沒有人這么唱過,所以也沒人聽過。”人群中的口哨和歡呼直到崔健演出結束,都沒再停過。這人是誰?很多觀眾對臺上這個打扮“土得掉渣”的年輕人充滿了好奇。

    “在場觀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國家體委主任榮高棠,見到崔健這一幕,憤然離場,他斥責演唱會組織負責人王昆說: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這些牛鬼蛇神都上臺了?!”樂評人李皖后來在《從1986年的窗口望出去——崔健是誰?》一文中這樣寫道。

    晚會臨近尾聲時,《讓世界充滿愛》首唱登場。這首將近十七分鐘的超長單曲,百名歌手中有SOLO部分的不過二十人左右,崔健在第三部分亮相:“這世界,在變幻,惟有渴望不曾改”,聯唱時只有他的演唱部分能聽到看臺上傳來的口哨和尖叫。

    “其實我的情緒并不適合這首歌。”崔健后來回憶,“我發現別人唱的都是特別實在的聲音,但是我特別虛。”

    這場歷時兩天的演唱會結束以后,主辦方迅速選取了孫國慶、田震、王虹等10位歌手當晚的歌曲錄制專輯。在這張《全國百名歌星薈萃精選1》的磁帶中,第一首便是《一無所有》,第三首是崔健當晚演唱的《不是我不明白》。封面是留著中分、身穿西裝的崔健。音像公司給了他700元的稿費。

    當時還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生的李皖,在幾個月之后買到了這盤盒帶。“那個時候一般來說磁帶的封面應該是俊男靚女,很明顯崔健肯定不是帥哥。除了那天晚上現場不到一萬的觀眾,我們沒有人看過崔健的演出。”他看著封面充滿了疑惑:崔健是誰?

    那是一種力量

      我要從南走到北,我還要從白走到黑,我要人們都看到我,卻不知我是誰。——《假行僧》

    后來很多對百名歌星演唱會的描述文字共同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崔健憑借當晚的《一無所有》一戰成名。但李皖清楚地記得,即使盒帶發行之后,大街上更流行的其實是另一位歌手武夫翻唱的《一無所有》。

    “這崔健沒有來歷,從他的聲音人們想象,這可能是來自陜北的農村青年。他的歌曲帶著西北的民歌味兒,他的發音帶著農民的口音。你要說他是個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沒人相信——首都青年哪這土呢!”李皖初聽崔健時的感受,代表了當時很多人對崔健的第一印象。他這樣描述崔健的嗓音: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難聽,但是又很吸引你。

    “他的樂感非常好。”沈大慶說。1984年,崔健參加的第一支樂隊名為“七合板”,沈大慶是成員之一。在一次外地演出結束以后,一幫朋友聚在一起吃飯。崔健抱著吉他,唱了一首電影《人證》中的《草帽歌》,當時就有人聽哭了。“很多人第一次聽崔健的現場,就會喜歡上他的演唱。”

    1986年年底,由巴金擔任顧問的北大文學藝術節開幕,北島、顧城、楊煉、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詩人和學者聚集北大。時近隆冬,卻難掩人心思潮萬物生長。詩歌研討和朗誦空前活躍,大講堂文學評論的講座也被擠得水泄不通,教室頂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潑上油彩在搞名叫“視覺21”的行為藝術。崔健在藝術節的拼盤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不是我不明白》。

    狂熱喜愛崔健的北大學子隨后成立了一個學生組織——北大崔健后援會。這個中國最早的歌迷組織有四十人左右,他們后來追隨崔健出現在大小演出的現場,北大分校學生梁欽寧是其中一員。當年他拿著爺爺梁漱溟所在單位中國文化書院的介紹信,才為大家買到崔健1987年首體演唱會的門票——當時一次購票4張以上必須出具介紹信。

    那天崔健一登臺,看臺上占據兩排的后援會成員突然起身,打出標語開始歡呼。因為離過道最近的都是外國留學生,迅速圍過來的武警沒有辦法強制阻止,他們站著看完了崔健的演出。“我們應該是中國第一批站著看演出的觀眾。”梁欽寧說。

    這一幕從此在崔健的演出現場司空見慣。歌迷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難坐著聽完。在很多主管領導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點就是“煽動性”。當時通行的登臺順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筆畫排名,沒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臺——因為沒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繼續壓住臺。

    1989年3月,隨著首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發行,崔健在北京展覽館的同名演唱會門票一搶而空。“兩年前他的演出門票也就七八毛錢,但那場演出被黃牛炒到20塊一張,依然一票難求。”梁欽寧說。散場以后,現場的座椅被興奮的觀眾踩壞了六十多張;主管單位一再強令現場不許出售啤酒,于是清場時地上堆了厚厚一層可樂罐。

    “我很難具體跟你描述現場聽崔健是一種什么感覺,最準確的表達,可能就是一種力量。”導演張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為了他的歌迷。“后來我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一個英雄在拍,因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個充滿了力量的英雄。這樣一個符號在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已經深深地鑲嵌在了我的記憶里。”

    我問崔健當年離開北京交響樂團真正的原因,他說了兩個字:勸退。

    出走與被迫消失

      若是為了愛情歌曲算個屁,若是為了生命愛情算個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紅先生》

    “其實《一無所有》不算搖滾,它就是一首‘西北風’的情歌,但是后來被附會了太多的內容。”李皖說。

    在作家、音樂人劉索拉和學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無所有》和崔健很快進入文化圈的視野。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問世以后,“崔健現象”成為學界極其熱衷的話題。“也許崔健及其搖滾樂是中國目前惟一可以勝任啟蒙的藝術形式了。因為理論界的范圍太狹窄,起不了大面積的啟蒙影響,而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達不到的作用。”美學家高爾泰將崔健的搖滾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給我數過,說《一無所有》里‘我’這個詞出現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崔健后來解釋,他的走紅離不開“文革”之后集體主義逐漸瓦解和公眾自我意識的復蘇。

    不過在李皖看來,在音樂中觸及對“我”的表達,崔健并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確聽到的都是‘我們’,但港臺音樂進來以后,‘我’作為主詞就經常出現。實際上最早唱響小我的是鄧麗君,她的歌全是在講述個人的情感世界。”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后期,另一位臺灣歌手的到來,也令文化圈十分興奮。他就是齊秦。“‘狼’是齊秦帶來的另一個‘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繪的那種蒼涼荒蕪的景象,就是當時我們的價值觀面對現狀的一個縮影。”李皖解釋說,“不過齊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現代性,一聽就是城市中的荒涼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時常是農業景象,一聽就是紅色中國出來的。他的那種力量,港臺音樂的確無法企及。”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張專輯最大的魅力,是總體上呈現的對困惑的思考。當舊的封閉狀態被打破,集體曾經共用的那種穩固的價值觀開始松動,崔健作品表達的正是對這種現狀的思考。或者說,他成功地講述了‘出走’的主題,始終表達的都是要背棄原來、尋找一種新的東西。新的在哪兒?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尋找。這種時代精神,高度契合了當時的社會癥候。放在所有藝術里,無論哲學、詩歌、文學,都堪稱是典范。”李皖說。

    與學者們饒有興趣地凝視和解讀不同,官方面對崔健卻是如臨大敵。1988年,“新時期10年金曲回顧”演唱會在北京舉行。崔健的獲獎作品是《一無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規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決定不帶樂隊,一個人抱著吉他就上臺了。當追光打到他身上時,觀眾驚奇地發現他用一塊紅布蒙著雙眼。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剛一開唱,現場一位領導馬上一臉驚慌地沖到梁欽寧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詞不清,這位領導把“紅布”聽成了“紅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為我身體已經干枯,我要永遠這樣陪伴著你,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臨近結束時,崔健使勁摘下紅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這首新歌就是《一塊紅布》。

    再后來,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難拿到批文,要么毫無征兆地被無故取消。來自臺灣的音樂人方無行最后一次在體育館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會快結束的時候,看臺上突然有人開始打架,場面變得很混亂。”匆匆收場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從這年年底開始,在長達13年的時間里,崔健無法在北京舉行大型演出。

    一個流傳較廣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紅歌演唱會上擅自刪減演唱《南泥灣》,觸怒了某領導。但此說時間上與崔健遭禁嚴重不符,因此不足為信。那時李皖早已大學畢業,供職于武漢的一家媒體,崔健在武漢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無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從來沒有收到過一張來自官方的明確禁令。

    特別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別總在我身上不停地嘮叨,還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讓我睡個好覺》

    “《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寫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獻給《白鹿原》和今天現場的觀眾。”“白鹿原之夜”的首映慶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顯示屏上,出現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顆自轉的星球,星球表面隱隱浮現的是田小娥的臉,那是張雨綺在《白鹿原》中飾演的角色。

    這是崔健的創意。“那是一顆有很大空間張力的外星,那張臉很容易讓你想到中國幾千年文化里最壓抑的部分。我就是想在這首很悲傷的旋律里,再襯上這種特別遙遠的想象。我們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人。”

    后來我得知,崔健對這首新歌的演出效果很不滿意。因為吉他手出了一個錯,樂隊接下來的整體配合一直不好。“不過這是我多方面的一個冒險。”崔健說,“這首歌沒有審批,而且又是英文歌,動用的實驗元素也很多。”

    因為只排練過一次,樂隊成員并不同意演出這首歌。但崔健極其堅持。“一方面為了鍛煉樂隊,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強調:樂隊一定要進步,一定要給觀眾新東西。”崔健的經紀人尤尤說。

    “他一直是個特別較勁的人。”梁欽寧介紹,在當年很多人兩天就能錄一盤專輯,但是首張專輯那9首歌,崔健錄了將近一年。

    在暫別大型演唱會的那些年,崔健忙得不亦樂乎:他和張元一起將早期的很多經典作品拍成MV,隨后又參演了張元的電影《北京雜種》。第三張專輯《紅旗下的蛋》問世后,他在東京、紐約、舊金山、波士頓、大阪進行了國際巡回演出。

    李皖一直覺得崔健還有另一大價值:他的存在,引領和帶動了中國搖滾音樂人的創作熱情,同時也讓唱片公司對內地搖滾充滿市場信心。1994年春天,滾石旗下北上內地的魔巖公司同時推出了3張新專輯,竇唯的《黑夢》、何勇的《垃圾場》以及張楚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在崔健播下的搖滾種子遍地開花的時候,他多了一個新身份:藝術總監。他親自物色了新一輩的搖滾樂隊“子曰”,并出任他們首張專輯的監制。

    “他是一個特別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子曰的主唱秋野說,“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方法不動聲色地達成目的。”當時在錄制《乖乖的》這首單曲時,秋野的貝斯錄了很多次,都無法讓崔健滿意。叫停之后,崔健笑著跟他說:這樣吧,要么你去請一個貝斯,要么咱這里面不要貝斯了。

    “其實這話聽著有點傷自尊,他言下之意就是說我的技術在他那里過不了關。”按照秋野的理解,這首歌里的貝斯要內斂柔和一點,但崔健希望要多些力量。“崔哥,音樂玩的是聲音,人和人對音樂的感覺不一樣。軟一點或者硬一點,音樂的味道和性質就全變了。”秋野努力想說服自己的監制。“不,不是這樣!——先吃飯吧!”崔健起身,頭也不回地走出錄音棚。

    飯桌上,秋野喝著白酒生著悶氣:請一個貝斯,我們自己還叫樂隊嗎?不要貝斯,音樂衰減了,沒有低音,那跟曲藝說書有什么區別?他跟朋友直接倒出這通牢騷時,崔健就在一旁,壓根不理他,安靜地吃自己的飯。飯后二人又進了錄音棚。“當時我特搓火。”帶著巨大的情緒,秋野彈完了那段貝斯。

    “行了,出來吧!”崔健滿意了:要的就是這個分寸!這張名為《第一冊》的專輯被譽為“人文搖滾”的代表作,1998年獲得“中國最佳十大搖滾專輯”。

    袁曉彬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余楠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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